两段追忆，真伪难辨
女作家孙晶岩在《文汇报》上发表过一篇《“四大名编”的故事》。这篇长文，以“甘为他人作嫁衣”为小标题，介绍“名编”龙世辉。文章写道：
上世纪
曲波如约而至，龙世辉苦口婆心地向他讲如何结构文章，如何剪裁取舍。曲波很虚心，说您是大编辑，我听您的。原稿中没有对爱情的描写，龙世辉觉得一部长篇小说全都是男子汉打仗，不容易吸引读者。便别出心裁进行了新的艺术构思，他把自己的构思告诉曲波，但编辑的想法真要转化为作者优美的文字并非一日之功，龙世辉索性亲自动笔修改，呕心沥血几乎把小说重新改写了一遍，其中小白鸽白茹这个人物就是他加上的，“少剑波雪夜萌情心”等情节，大大丰富了原著的内容。《林海雪原》出版后，作者一举成名。
没想到那个年代的人脑袋里时刻绷紧阶级斗争的弦，有人指责这本书里的“少剑波雪夜萌情心”等章节有小资味儿，不像无产阶级革命战士。作者说这些内容不是我的原创，是编辑后加的。龙世辉因此遭到批评，背了个处分。
但是，曲波夫人刘波在《北京青年报》发表的《曲波与〈林海雪原〉》一文，却是另一种说法：
（曲波夫妇将《林海雪原》稿件送到作家出版社后）出版社的龙世辉等编辑看了，打电话到我们家，说：“你来吧。”曲波去了以后说：“我取稿子来了。”没想到龙世辉却说：“我们确定要出你的稿子，需要做一部分修改。”《人民文学》副主编秦兆阳知道后，先在《人民文学》选发了《奇袭虎狼窝》章节，并在“编者按”中写道：这本书将是我国文学创作上的一个可喜的收获。
《林海雪原》出书后，据说彭老总在军队的一次会议上提到这部小说，建议全军都来读一读。他还问道：“不知为什么让他离开了部队？把他找回来嘛。”
在出版《林海雪原》的过程中，编辑龙世辉同志付出了很大的劳动，下了工夫。他曾建议在小说中把爱情线再展开一些，曲波只用三天时间就补写了两章文字，小白鸽的形象是再创造的。白鸽为伤员擦身子的细节，是融进抗战时期我和一些护士的故事的，也加进我们夫妻之间同患难的感情。有些同志总问我是否是小白鸽的原型？我说，我没有参加过剿匪战斗，小分队里也不可能有女同志，我也不像小白鸽那么漂亮。我本人虽然是普通一兵，没什么成就，但我比小说中道具式的人物强得多，要说我有二斤的分量，她连半斤也不到。
显而易见，在《林海雪原》初稿的爱情描写上，孙晶岩和刘波各执一词。孙晶岩和刘波，肯定有一个人说的不实。那么，“小白鸽”到底是“龙”生，还是“曲”谱？
亲属易带观点，他人条件有限
如果同为曲波作传，仅就曲波写作《林海雪原》爱情章节方面，孙晶岩和刘波，肯定是“一人一把号，各吹各的调”。那么，读者该会相信谁写的呢？
关于人物与事件的关系，康有为作过经典的概括，即“所经之事”、“所见之事”和“所闻之事”。据此，刘波占了绝对优势。她作为曲波的夫人，“三要素”她至少占了“两要素”，即“所经”、“所见”。相比之下，小字辈的孙晶岩就没有可比性了，她充其量只是“所闻”。
这样一比较，是不是为名人作传，只有名人的亲属所写，才令人相信呢？不尽然。以几部徐悲鸿传记中的情感纠葛为例。
20世纪80年代初，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出版了长篇回忆录《徐悲鸿一生》，让改革开放不久的读者在了解画坛大师徐悲鸿的才华的同时，还窥见了他的感情生活。读了这部书后，读者特别厌恶徐悲鸿的“原配”蒋碧薇：她和国民党政客张道藩做着苟且之事，还无中生有地造徐悲鸿及其学生孙多慈的谣，玷污大师清白。然而，后来蒋碧薇的《我和悲鸿》在大陆出版，读者又读到了与廖静文笔下大相径庭的徐悲鸿和蒋碧薇，尤其是在写徐悲鸿和孙多慈的私情上，蒋、廖二人写得迥然不同。一无一有，令读者一头雾水。2008年，《孙多慈与徐悲鸿爱情画传》（张健初著，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版）一书出版，读者终于从“第三者”作家笔下得知，徐悲鸿当年真的有过“人生几何，恋爱三角”！
先后读过廖静文、蒋碧薇作品的读者，粗心的会说上了她们的当，理智的会感悟：不是他们不知道徐悲鸿的真实情况，而是各自在用感情写作，都带了自己的观点。这样一来，就难对名人作出客观的表述，便造成了笔下“失实”。
名人亲属为其作传如此这般，那么，是不是他人为名人作传，就可靠可信了呢？也不能一概而论。
以《钱三强与何泽慧》为例，此书今年甫一出版，就受到传主后人及其研究者质疑。
譬如，此书介绍“何泽慧祖籍山西灵石县，何氏家族原是声名显赫的晋商”。事实是，何泽慧的父亲何澄出生在累世五代“科举旺族”。何澄早年东渡日本学习，回国后，被清廷聘为兵学教官，后协助陈其美谋划光复上海。1912年8月，何澄才退出军界去经商。更为无稽的是，1948年钱三强和何泽慧回国时，何澄老人两年前便已去世。但书中却有何澄用杜荀鹤的《泾溪》诗“劝慰女婿和女儿”的描写！
这部书叙述钱三强在1948年时，“常忆起一首儿歌――《世上只有妈妈好》”。钱三强之子钱思进反驳说：“这首歌是台湾1988年一个电影的主题曲，钱三强1948年怎么会知道？”书中称何泽慧荣获过“德巴微奖”，因发表“层子模型”理论论文获“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”，钱思进则说是子虚乌有！
有时候，即便“自述”也不可全信
诚然，名人亲属为其作传，有着近水楼台的条件，特别是家庭、婚姻、生活方面。虽然这些并非名人传记的重要部分，却是普通读者爱读的内容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一些名人亲属为名人作传，多将功劳写多些，过错写少些……如果读者留心将同一名人的亲属为其写的传记和他人写的相对比，就可看出端倪。
他人为名人作传，主要依靠的，一是史料，二是回忆录等资料，三是采访当事人及其亲属。史料、资料等素材是间接的，他人（作者）和传主基本没有直接接触，所以，其写的传记一般带有主观想象。如果主观想象到了杜撰的地步，可信度就不如名人亲属写的了。
名人亲属为其作传有弊端，他人作传有不足。谁写的可信呢？
其实有时候，如果带有私心，即便传主“自述”，也未必全是实话。
唐德刚是位旧学邃密、新知深沉的学者，熟识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，他是华裔史学家中“口述历史”的主要推动人物。他的几部（篇）“口述历史”引起了张学良的注意，主动请唐德刚为自己写作“口述历史”。张学良是身揣秘密的历史人物，唐德刚乐意从事此项工作。1988年后，唐德刚录制了张学良“口述”的10多盘磁带录音，还写出了两章“口述”。然而，张学良却不愿谈西安事变，有时不是说错，便是虚晃一枪、回马便走。唐德刚按事先了解的历史，纠正张学良“记忆”中的错误。但张学良说：“我的事情怎么可能记错了！”唐德刚立即拿出确凿的史料，张学良依旧自负：“你知道什么？你要听我的话！”
唐德刚凭着写传记的“职业”良心，给张学良做工作：“我要用证据说话，以事实为依据，不能听你可能因时间长了记误的话。如果你记错了，将来要出笑话的！”
“什么笑话，我讲我的故事，有什么笑话！”张学良不容分辩。张学良或是讲他的“义气”、守他的秘密，揣着明白装糊涂；或是“少帅”性格所致，唐德刚不便干涉。于是，唐德刚索性当时没有为张学良写作和出版“口述历史”――可想而知，要是当时写出，未必全属史实。
2006年，有本畅销书叫《忏悔无门――慈善家李春平的旷世情缘》。此书讲述李春平如何从一个两手空空的劳教人员，到结识比他大38岁的好莱坞明星“克劳迪娅”；又如何用青春与该老妪结下情缘，成为亿万富翁；后来那位奶奶级的夫人去世后，李春平又如何成为慈善家。这部人物传记，有情、色、爱、钱，有感恩报恩，有忏悔，极具多方意义。然而，其离奇的情节，也遭到读者质疑。
《京华时报》记者采访了传主和讲述者李春平。李春平说：这里面有90%是真的，有10%可说是纪实文学，可以夸大一下，可以虚构一下，名字、城市、地点，还有男女人物的爱情情节，加了点虚构的成分……
如何让名人传记真实可信
名人传记能不能虚构？北师大教授、传记文学研究专家韩兆琦说：“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都是体现了作者个性的作品，所以它们比后来官方修的正史更珍贵。我国的古史历来是以描述为主的，为了达到史实的连贯，虚构是必须的。只不过有的学者认为这是虚构，而有的学者认为这只是一种合情合理的推理和想象。”法兰西学院院士莫洛亚说：“传记作品应该严格依照史料进行创作，对传主的生平材料全部取之于历史，不可掺兑任何虚构的成分。”
二人的观点，其实是“照相”与“画相”的区别。“照相”摄实物，从“写实”着笔，全部运用史料，可读性就差些；“画相”讲艺术，靠描述、用衬托，有了文采，又有可能削弱史料价值。
“有一百个观众，就会有一百个哈姆雷特”。普通读者，会认为韩兆琦下的“佐料”更合“口味”些。尽管，韩兆琦的“模式”没有莫洛亚的“刻板”保险。这是因为，如果为传记中的名人“推理和想象”，稍不留神，就会“吃官司”。
譬如，吴东峰的《毛泽东麾下的将星东野名将》里，有篇文章在描写一次战斗中，49军军长钟伟见兵团副司令兼45军军长陈伯钧要部队撤退，钟伟非但不同意，还拔出手枪，顶住陈伯钧的脑门大骂：“娘卖Ｘ的，再说撤我就毙了你！”
钟伟是善战的虎将，也许吴东峰就是用这样的语言，表现其性格。然而这段话，又会让人对同为名将的陈伯钧产生畏敌贪生的感觉。果不其然，陈伯钧的亲属将作者吴东峰诉至法院，要求消除不良影响，并赔偿精神损失！
近年来，名人传记出版得多，拍摄名人传的电视电影也多，然而，为此产生的诉讼也层出不穷。除吴东峰被告外，还有吴思所著的《陈永贵――毛泽东的农民》在《北京青年报》连载后，陈永贵的家人认为该书造成了对陈永贵名誉权的侵害，将吴思及报社告上法庭；霍元甲后代控告电影《霍元甲》编剧，说他诽谤霍家断子绝孙；杨三姐的孙子认为电视剧《杨三姐告状》中，“杨三姐被卖入青楼”等情节，是对他奶奶和家人的人格侮辱，将编导人员告上法庭……
因名人传记引起的官司，十分复杂，有的甚至给现行法律出了难题。这里要说的是，他人为名人写作传记，还是应该“严格依照史料进行创作”；名人亲属写作名人传记，也要知道自己只是一家（人）之言，也要依据史料，必须尊重历史，不能为尊者讳，替家人涂脂抹粉。
传记作者必须是颇具学养的历史学者，具备辨析史料真伪的能力；传记作者还必须具有律师的辩才、法官的公正。只有这样，名人传记才能尊重历史，真实可信，不负读者。另外，名人的亲属面对他人所作传记中“合情合理的推理和想象”，也应该宽容一些，以便让名人传记百花齐放。
（本文编辑 王正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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